对于能不能把李圣研这个小姑娘调教好，郭守云没有丝毫的担心，毕竟“资产阶级腐朽思想”的侵蚀能力是强大的，对此，他有超强的信心，因为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，早就证实了这一点。

　　就拿国内的情况来说，五六十年代的人，谁要有一个国外的亲戚，那都不敢认，谁要是认了，那要遭人鄙视的；而到了七八十年代，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，过去那种思想在发生着急剧的转变，七零、八零时代的年轻人，普遍经历过的一种思潮，就是近乎极端的崇洋媚外，最实行的一种说法，那就是“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”；而到了九十年代，“日流”、“韩流”交替出现，那一代的年轻人从崇尚日本的动漫、崇尚韩国的影视剧，发展到崇尚日韩的生活方式与思想结构；而到了九零年代中后期，尤其是进入两千年之后，爱国主义、民族主义思想才开始出现大范围回潮，随着九六年一本《中国人可以说不》的热销，“愤青”一代开始崭露头角，崇洋媚外再次遭人鄙视，哈日哈韩沦入低俗，“小日本、高丽棒子、美国佬、老毛子”之类的贬称再次出现在年轻人的口中。

　　这一切的一切看似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任何规律可循，可是郭守云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，他却能一眼从中看出经济对思想所能造成的深远影响。很显然。贯穿中国近半个世纪地国民思想转变，一个经济的问题在里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：五六十年代，中国几乎是闭关锁国，因此人们对外界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，再加上国内政治大环境的影响、东西方对抗所产生的先导性作用，抵触西方的情绪自然就会出现；而到了七八十年代，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，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跃然出现在国民面前，一边是经济还处于落后起步状态的祖国，一边是经济发达、物质生活富足地资本主义世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年轻人的思想遭受冲击，残酷的现实令他们的民族自尊心遭受沉重打击，而相对地。崇洋媚外的情绪自然会悄然催生；进入九十年代，亚洲四小龙、四小虎的概念开始出现在国人耳朵里，尽管这个概念已经有些落伍，但是人们还是一下将目光投向了毗邻的日韩，“自己国家经济不行。那就看邻居的吧，好歹都是亚洲人。”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，随着中国经济地飞速发展，尤其是香港、澳门的回归、九八抗洪、亚洲经济危机等一系列事端的出现，国人猛然发现：“我考，外国佬也没啥了不起的，至少比咱强不了多少。”同时呢，再加上苏联解体后。西方一面倒的将压力全部转移到中国的身上，因此，国内青年一代在民族自尊心、自信心极度膨胀的情况下，对国外说“不”的声音也越来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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